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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寒冰的博客

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,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是谁把记者推到了靶心(评论)  

2006-08-30 01:57:47|  分类: 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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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把记者推到了靶心
    ——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30日A4版

       时寒冰

    因被媒体报道非法用工,台资企业富士康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(深圳)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,起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,索赔3000万元。被推上被告席的两名记者透露,其资产已从7月13日被冻结。
    为什么企业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记者?这背后其实掩盖着这样一种逻辑:在企业涉嫌违反劳动法,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过程中,将事实调查清楚、公布于众的常常是记者。阻止了记者,就阻止了舆论监督,相关涉嫌违反劳动法的侵权行为就可以继续进行。这正是记者屡屡成为“靶子”的根源之一。其中的悲壮和苍凉,或许只有媒体和被侵权的可怜的工人最为清楚。劳动执法部门哪里去了呢?
    如果劳动部门认真负责,记者根本没有机会被企业推上被告席。有关部门可以凭借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展开调查,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最有力的证据,而记者和媒体没有这些条件,他们要做这些事情(记者其实是在帮助有关部门尽责),不仅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,还要承担未知的风险———3000万元索赔对记者所面对的风险首次进行了明码标价。
    令人寒心的是,在这一事件中,有关部门始终是缺位的。这种不作为乃至冷血,让记者成了孤独的揭露真相者。在相关黑幕见报后,有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,他们俨然成了伸长脖子瞧热闹的看客,最终将一切压力都推给了记者。
    3000万元的索赔,展现了资本强大而冷酷的一面,记者的生活保障首先被冻结。被监督的企业实现了预想中的报复攻势的第一步,让记者感到了冰冷的力量。这难道是记者维护正义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吗?
    有关富士康虐待职工的事情,早在6月13日,就有英国《星期日邮报》予以披露,称工人工作境遇恶劣。随后,国内媒体迅速跟进。6月15日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发表了该报记者王佑写的《富士康员工,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的报道,指出,富士康工厂存在的一些触目惊心的非法用工现象。
    一个企业倘若不存在侵犯职工权益的事情,国内外媒体为何会在调查后得出同样的结论?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?倘若有关部门根据这些线索,迅疾组织调查,不仅能够尽快查清事实真相,帮助劳动者摆脱被欺凌的恶劣环境,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,保护劳动者的权益,也能促使不良企业在守法的同时,承担起社会责任。相应地,记者和媒体也不必独自承受由于批评性报道所带来的压力。
    有关部门局外人一般地保持沉默,客观上担当了不法商人的帮凶:一方面,相关企业可以通过“销赃灭迹”的办法来粉饰自己的形象,在法律上陷记者于被动。另一方面,有关部门的缺位,使资本的力量显得更加强大和嚣张,使记者的力量显得更加单薄和弱小。相关企业有充足的时间对记者和媒体展开疯狂报复和打压,以形成寒蝉效应,让所有的记者都由于昂贵的维权成本和巨大的代价,放弃对责任和正义原则的坚守,让不法企业成为逍遥于监督之外、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资本权贵。
    这使得本来清晰的逻辑变得混乱:记者的行为,本来是弥补了有关部门因缺位遗留下来的巨大漏洞,帮了有关部门的大忙,却因此陷于困境,而有关部门却成了看客。
    倘若公民在自己国家被侵权而得不到法律保护,不仅是法律的耻辱,也是公民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不幸。当地方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,在法律上给相关企业以特权,就必然以损害法律尊严和公民权益为代价。相关企业的特权越大,法律和公民权益受损也越严重。倘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,为了GDP的增长而继续对相关企业作出穿越政策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让步,相关企业侵权行为得以存在的土壤就会变得更加肥沃,而浇灌这种土壤的无疑是劳动者的血汗和泪水。
    3000万,不仅是对记者发出的一次赤裸裸的胁迫,也是资本力量一次最露骨和彻底的示威。问题是,当不法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蔓延,谁来消除它所导致的社会隐患?当监督的记者为正义付出代价,谁还能成为社会良知的最后坚守者?或许,这才是我们最需要正视的。
   


3000万,不仅是在向记者索赔
       陈随有


    因为批评性报道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两名记者被告上法庭,个人资产也已被法院冻结。
    我国法律对实行财产保全一向较为慎重,而此次牵涉到两名记者基本生活保障的财产,如此轻易地被冻结,效率不能说不高。有专家指出:“对于媒体和记者来说,被诉不是一个可选择的问题,是否会被起诉,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意愿。”
    这反映出我国新闻工作者维权的艰辛。2004年,仅北京市一中院就审理了15起因新闻报道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件,竟然有14起是媒体败诉,这种情况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,也是非常罕见的。如此大的败诉率,将在客观上鼓励被监督者与媒体对簿公堂,加大了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成本。富士康狮子大开口,提出3000万索赔恐怕也与此有关。
   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?我国法律一向强调“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绳”,而新闻所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。新闻真实不可能做到像法律事实那样精确无误,如果以法律事实的尺度去要求新闻事实,就显得过于苛刻,新闻报道就可能由于空间被极度压缩而陷于无所适从的停滞状态,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,舆论的监督力量也难以发挥。
    令人欣慰的是,在3000万索赔见报后,公众的反映空前强烈,绝大多数人对记者表示支持。这中间透露出三个信息:其一,沿海地区的确有“血汗工厂”的存在,使许多人对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认同。其二,公众担心由于记者空间被过分挤压而导致知情权受损。其三,资本无所不能的能量,让公众担心法律的公正受到影响。这从侧面反映出媒体监督权所受到的阻力之大。
   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,要“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,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”。只有在法律上给予记者强有力的保护,才能鼓励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性,从而,更快更早地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    在许多西方国家,与媒体打官司是很难打赢的。以美国为例,它早在1964年就确立了“实际恶意”原则,公共官员(后扩大至公众人物)起诉新闻媒介诽谤案,必须向法院证明媒体失实的报道确实含有“恶意”,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。
    这一原则源于一场著名的诉讼。1960年,蒙哥马利市警官萨利文控告《纽约时报》刊登大量警察袭击黑人青年的不实报道,损坏了他的名誉。1964年3月9日,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,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萨利文败诉。理由是:新闻媒介在报道时“犯错误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”。美国最高法院从此确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“实际恶意”原则。1985年,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诉《时代》周刊诽谤案,就是以被告不具有“实际恶意”而被判败诉。
    我国也强化了对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保护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,只要新闻报道符合新闻行业的特点、程序、规律,即被认定“新闻真实”,即使内容与客观真实有一点偏差,仍不视为侵权。但在实践中,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切实贯彻。3000万索赔案,其实就是一个警示:记者的维权环境亟需改善。
    应该认识到,在我国,实施新闻监督的阻力更大。2005年,出现了一个“术语”———“控负”,其含义是“控制对本地区、本部门的负面报道”。至于刁难、辱骂、殴打记者的事情,更是不断发生。倘若媒体再得不到法律的特别保护,很容易挫伤媒体监督的积极性,抑制舆论监督力量的发挥。
   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,富士康3000万索赔案,有可能将对整个媒体的价值取向和舆论监督的走向产生影响,这注定富士康状告记者案,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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