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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寒冰的博客

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,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死是容易的——《故乡·童年》系列之一  

2008-02-05 03:11:19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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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的苦难与亲情,让我懂得了感恩,懂得了爱与公心的珍贵……

    死是容易的
    ——《故乡·童年》系列之一
     时寒冰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  白色的冰冷的墙壁,白色的带着浓重怪味的大褂,五颜六色奇苦无比的药丸,细长锐利的尖尖的针头,构成我儿时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画面。
  “你是被药喂大的”,母亲说,“好歹活过来了!”母亲讲这句话时很幸福。
  儿子健康地活着对父母意味着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巨大安慰,他们为我付出了比其他父母更多的艰辛。后来,在我逐渐地了解了他们为我做的一些很细微的事情,我越发感到了身为父母的伟大,那种伟大来自于他们最无私的爱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一)

    我的出生地名叫东岸。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,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耘,一直到死,连同身躯一起默默无闻地化入土地。但我的故乡依然十分的贫穷。这个古老的镇子里出现的最著名的一个人物,是抗日英雄张占魁,国民党的中将,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枪决。他光着膀子与日本人决战的传奇故事不断地被老人们神化,也不断地被后来的年轻人所遗忘。
    父亲上学时是一个品学兼优、多才多艺的学生,我曾经见过一张父亲学生时代的照片,风华正茂充满活力,很可惜没能保存下来。命运并没有因为父亲优秀的成绩和出众的才华倾心于他,贫困的恶魔威胁着我的家庭,父亲要为家人和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肩负起一种责任。父亲被迫辍学了。那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疼痛。从那一天开始,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。“哪怕是要饭,我也要供应你们兄妹几个上学!”我现在理解了父亲讲这句话时的坚决,他希望我们完成他未能实现的愿望。
    父亲与母亲是经我的一个姨介绍成亲的。当时,我们家很穷,母亲家也很穷。他们走到一起,是出自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的信任。这是天意。我的父母从结婚到现在,一直很和睦,他们的不懈努力营造了这个贫穷但充满温馨的家。
    我出生后最清晰的记忆是一间四处漏光的房子。漏阳光也漏雨。下雨的时候,雨水很响亮地打在房顶上,房间的地面不一会就充满了水。母亲抱着我,下雨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些烦躁。父亲把碗、盆子放在每一处漏雨的地方,雨水打在碗里,打在盆里,噼噼啪啪地响成一片。
    我们家的灶台在外面临时搭成的棚子里,一样的漏雨。奶奶和姥姥在外面做饭,她们披着塑料布快速地跑到棚子里,再快速地跑进屋子里。我无法记起我当时确切的年龄,长大后当我把记忆里的这些场景讲给母亲,她显得很惊讶,“那时你还在怀里呢!”
    家里吃的都是杂粮,最好的营养品是鸡蛋,只有孕妇和病人才能吃到。母亲怀我时,姥姥和奶奶都把积攒的鸡蛋拿给母亲,所以我出生的时候特别胖。弟弟生下来的时候也很胖。我们家现存最早的一张合影是父母跟弟弟和我的合影,弟弟胖锝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。我那时想让母亲抱着我,而拼命地在父亲怀里挣扎,一脸的委曲。
    贫苦人家最怕生病,而我偏偏体弱多病。有一天夜里,我和弟弟同时发烧,父亲抱着我,母亲抱着弟弟,把我们包裹得严严的,去卫生所看病。父亲带着歉意把医生喊起来,抓了一些药。回来的路上,我感到头痛得厉害,昏昏沉沉的,东西时大时小,时近时远,我小心地睁开眼睛,月光很苍白地洒在每一个地方,像医院的墙壁和医生刺鼻的白色大褂,显得很凄凉也很无奈。
    母亲把药研成粉末,加一点糖水端到我们面前,年幼的弟弟不分青红皂白把药吃掉。我已经数次上当,有了经验,死活不听劝告。药勺里的药凉了,父亲有些想发火。母亲仍以极大的耐心哄着我,我终于还是无奈地将药水一饮而尽,痛苦地吐着舌头。这次,终于结束了。
    生病一直伴随着我,吃药打针的恐惧则让我后怕。我的身体莫名的虚弱,后来感冒时,医生开始给我打葡萄糖,说可以增强体质,母亲就毫不犹豫地拿出卖鸡蛋或辛苦劳作积攒的钱,虔诚地交到医生的手里。医生很认真地用冰凉的棉球在我手背上擦几下,我的心里开始发痛。而后,医生在我手脖上勒上一条医用松紧带儿,把针头拿出来。我背过脸去,母亲坐在我身边,轻轻地抱着我,我的身体一抖,母亲像我一样的一抖,针扎进我的身体,也扎进她的心里。
    每次打针,母亲或父亲总是在场,他们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担忧。无论多么缺钱,父母从来不欠医生的账,尽管他们已经和故乡几乎所有的医生都熟识了。
    我小时候一直头痛,头痛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。父母是执着的,他们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医生,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听到的能给我治好病的机会。父母也开始尝试让我吃一些比较昂贵的药物,每一个新药的出现都让他们充满希望,也让我们家的生活更加拮据。父亲会木工的手艺,母亲协助他,他们加班加点地干,眼睛熬得通红。
    后来,实在坚持不下去了,父亲决定外出打工。在我五、六岁的时候,父亲去了漯河市做工,当时只知道漯河是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父亲走的时候,我不知道,但不久之后我开始想念他,在此之前我只和母亲亲近的。我惧怕父亲的严厉。
    母亲常常和我们提起父亲,提起父亲就仿佛提起希望。母亲谈起父亲的表情是温柔的幸福而且甜蜜的,她给我们讲父亲回来后,将会有好吃的东西等种种美好的前景,我和弟弟就有了另一种盼望。
    不久麦收的季节到了,父亲没能回家。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。她起早贪黑,眼睛里布满血丝,有时,蹲在地上就睡着了。母亲让我和弟弟去地里,我和弟弟捡掉到地上的麦穗。我记得那是下午,阳光很亮但并不刺眼,阳光洒在母亲的身上,我感到母亲特别美丽。母亲说父亲快回来了,我和弟弟已经被这个希望折磨了很多天,我们有很多理想和计划等着父亲的归来把他们变成现实。
    父亲回来了。我对他有些陌生,弟弟和我拘束地站在父亲的身边,看邻居们和父亲讲话。父亲显得很年轻也很精神,但他并没有带来我们理想中的东西。他买回一些甘草,说清热解毒,可以治病。我和弟弟的希望落了空。但无论如何,父亲的归来,都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事情。
  不久,父亲由于劳累,得了腿疼病,母亲则经常腰痛。他们各自默默承受着,实在忍不下去了,就买些药回来,家里又多了些苦涩的药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二)

    医生对我头痛原因的诊治千奇百怪,各有说法,但最终没能治愈哪怕是减轻我的痛苦,我的脸色一天天地憔悴,母亲很忧虑。但母亲始终充满了信心,哪怕是一丝希望,母亲都会执着地走下去,直到实现自己的心愿。父亲的勤奋,母亲的执着,是我学到的最珍贵的品质。
    一天,一位和善的老人到家里,母亲让我叫姥爷,他是母亲的干爹。他到来的原因是我婶婶的精神病,我的婶婶嫁给我叔父几年后突然就疯了,婶婶是叔父经过数次相亲最终选定了的。我叔父把我婶婶娶来后,按照传统的习俗,我们就分家了。
    婶婶是生下女儿春霞后不久精神出现问题的,我至今记得她疯癫时可怕的样子。“你头痛是假装的!”她恶狠狠地盯着我,表情怪怪的,我浑身发怵,躲到一边不敢靠近她。
    从那时起,全家开始为婶婶的病情不停地奔走,也从那时起,我们家开始接触各种神道上的人物,几乎每天都烧香。香燃烧时的气味充满了屋子。香燃烧时的烟雾细细的、柔柔的,再分散开,朦朦胧胧地袅袅地在屋里萦绕。
    姥爷说母亲瘦了,母亲就谈到我的病,姥爷说可以帮我好好看看。在神道方面,姥爷是很有名的,母亲也听到一些他治好病的例子,就又增添了几多希望。
    医治婶婶的病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。婶婶和姥爷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对话,婶婶那奇怪的表情和奇怪的声音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  大人们都忙,照顾春霞的任务交给了我,我每天抱着她,她则是不停地哭闹,只有喂奶的时候,才由大人给婶婶送去。有时,大人们带着婶婶外出,我就无奈地抱着又哭又闹的春霞在村口的路上等,春霞哭,我哄她,然后我也强忍着泪水,我一点点地把泪水咽回肚里。我那时开始为生活的前途忧心忡忡。
    春霞在婶婶的怀里是最安静的,无论母亲怎样的状态,都是儿女安全的港湾。春霞甜甜地睡着的样子让我很欣慰。但那样的时刻太少了,我开始仇恨婶婶。一次,婶婶发疯时,我突然大声地与她争吵,我疯狂的样子和勇气使我自己都吃惊,那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爆发。婶婶眼睛恶毒地盯着我,抓起一根棍子要打我,我一溜烟地跑了。
    给婶婶看病时,姥爷也关注着我的头痛。不久,姥爷说他查明了我的病因。那天,母亲把香点上,虔诚地跪在地上,一遍遍地祷告,母亲说着我的名字,对上天许愿。家里的人都来了,爷爷、奶奶、叔叔坐在一边。
    姥爷说天上招阴兵,名单上有我,恐怕活不到16岁就走了。爷奶和父母都很着急。我无所谓的样子,倒真的希望能到天上当兵去。姥爷说选个日子做一个假的报上去就行了,家里人对姥爷陡然生出许多敬畏,既佩服又感激。
    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,每天放学后,我就到姥爷家去,姥爷总是摆上香案,放上一碗水,口中念念有词。然后我跪地、磕头、喝药,每天不变。姥爷说他家里住的都是神通广大的神,他让他们把药放到了我的碗里。睡觉前,我每天都会不自主地往黑暗的地方望望。姥爷说,孩子别怕,有神保着呢。
    姥爷最终没能治好婶婶的病,一向好胜的姥爷并不认输,但他失去了我家里人的信任。婶婶的病是不能拖的,家里人总是借账,我多次看到不善言谈的叔叔,热情得很过分又很尴尬地与人谈起借钱的事情。
    家里又请来了另一些经人介绍的有手段的人,这样的人来回换了很多次,每次母亲都不忘带我一起去,让他们看。
    有一次,有个人问我是否打死过蛇,我说没有。我是怕蛇的。他极其肯定地说我头上缠了一条蛇。我马上感到头上一阵凉气。我想起不久前,村里的孩子捉到一条小蛇,用竹竿挑来挑去地玩,最终把蛇打死了,扔到了一个废弃的房顶上。那个人说这就对了。他吹了一口气,很用力地在我头上抓,猛然向外一扔,说蛇已经赶跑了。旁边的人就问我是否还头痛,我没感觉,但架不住他一直问,就说好点了,但心里一直惦念着那条蛇是否还会回来。
  我依然头痛不止。村里来了个新医生,母亲为我拿了些中药,母亲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为我治病的机会的。母亲打听到距我们家十几里路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高明的人,父母亲就带我去。那天晚上正赶上他们集会,满屋子的人。母亲放下礼物,把我介绍给大家,说我的病如何的难治,屋里的人都不以为然。
    晚上,香点燃起来,那里有比我们家更大的香炉和更多的香灰,更多的燃香的烟雾。烟雾弥漫,母亲跪下来,突然放声大哭。我有些不知所措,但无论如何不能忍住自己的泪水,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到母亲的血脉贴近我的心。我无法自控,悄悄走出屋子,见到比我们家更亮的月光,白花花地泄了一地。我有些目眩。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。我对这一切开始麻木,心平静得死水一般。母亲很紧张地找我,我才回去。那天,父母亲都没有吃饭。
    婶婶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,家里人都把功劳毫无争议归到最后一个人身上。但我的头痛不见好,我经常做梦,梦见的景象忽大忽小,忽远忽近,模糊不清。有一次,我梦见了一个姐姐,很平静也很美丽,梦中的景象是没有色彩的,如在夜晚,只有黑色,我想她在寻找我。醒来后,我的眼睛里还湿湿的,留着泪痕,我从此不再畏惧死亡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三)

    母亲开始怀疑我脑子里有个瘤子之类的东西,她对父亲说,把粮食卖掉一些,给他到大医院拍拍片子吧,孩子的病不能耽误了。几天后,父亲凑齐了钱,借一辆自行车带我到周口市(距离我老家20公里)。
    那是我第一次去城市。很多东西对我都是新奇的。我很喜欢城市。父亲带我先到一个朋友家里,我很奇怪城市里也有那么旧的房子。父亲和那个人在一起说话,我登上楼梯,见到二楼的地上全是鸡蛋,我惊讶他家竟有如此多的鸡蛋,后来父亲说那人是开商店的。
    我们沿着那人指引的方向,找到了医院,医生说先拍片子再诊断。医生把我领到一台机器跟前,躺着、趴着各照了一张。医生让我们第二天去取。
    回到家里,父母亲说了很长时间的话,他们对第二天的结果充满了担忧。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就带我出发了。医生说一切正常,可能是神经性头痛,就开了些药。父母都松了一口气。
    我家里始终不断药味。由于头痛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下降。老师为了惩罚学习成绩差的学生,常常在脸上画一副眼镜,我几次享受这样的待遇,在河边用沙子使劲的擦,一直到吃饭时还不敢回家。我心里没有自信,只有忧虑,我常常怀疑人活着的目的。
  班里的班长也在老师不在的时候打我,加上其他同学的歧视,我的头痛有时会很重。头痛也牵连了眼睛,我的视力开始下降,眼睛肿痛。母亲带我去找故乡惟一的一个眼科大夫,他说我是沙眼,严重的可以导致失明,他又对母亲说,治这种病得动手术,让母亲下决心。母亲看他很自信,就答应了。
    他让我躺在一个台子上,在我的眼睛里滴了些麻醉药,拿起刀子就准备在我眼皮下面刮。母亲制止了。母亲有些担心。我突然觉得母亲很软弱,也很可怜。我说没事的,疼一下就好了。    母亲在我身边,我抓住她的手。刀子刮在眼睛里,疼痛难忍,我攥紧母亲的手,感到一种依靠,也感到一种责任,这种责任是对母亲给我的无私的爱心和关怀,也是对母亲所受痛苦折磨的歉疚。母亲背过脸去,我知道她在流泪。
    我知道她在流泪心里也就流泪。我的心和母亲的是连在一起的。
    我忍着剧痛。医生问我,我说不痛,很轻松的样子,但全身每一个部位都绷得紧紧的。手术后的第二天,我的眼睛肿得看不清东西。母亲把止痛的药物交给我,但那种疼痛是无法抑制的,我默默地忍着。我在黑暗里等待了几天,母亲一次次地跑去追问医生。
    我还是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次劫难。
    当时的条件差,医疗水平落后,出现意外是很正常的。有一次感冒,我服过药后脸肿得很大,严重变形,呼吸急促,上气不接下气,感到再无生存的可能。医生说我是对一种药物过敏所致,连忙打针开药。那个时候,我的身上凡是医学上规定可以扎针的地方,都是针孔,晚上睡觉不敢乱动。对药物我更是深恶痛绝,一见就想吐,长期服药使我很虚弱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四)

    因为婶婶生病的原因,我对春霞妹妹很是疼爱。她会走路以后,我的胳膊才不因抱她而酸痛,但我对她十分的关心。那时,我是照顾她的最亲近的人。
    一天,她跑出去了,我心急火燎的四处找她。我想走近路就试图从一个高墙上翻过去。我纵身往下跳,没想到迎面碰住了一条晒衣服的绳子,我下意识地左手向后触地,仰面摔倒,一阵钻心似的疼痛,我的胳膊弯到了后面。
    母亲见状很害怕,赶忙带我去一个医生家里。医生说关节错位了。医生就让母亲抱着我,他用脚蹬着我的身体,用力拽我的胳膊。咔嚓一声响,医生说复位了。我也疼得流出了眼泪。
    胳膊不能动,一动就疼。医生就让母亲给我做一条绷带吊着,果然好些。我这样地吊了一个多月,取下绷带,发现胳膊伸不直了。母亲又带我去看医生,医生照旧蹬着我用力拽我的胳膊,我咬着牙。医生说,以后每天都得这样拽,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
  在我记忆当中,那一段是我生病最密集的时候,头痛、感冒、发烧、拉肚子、眼睛疼、胳膊伤,老病新病接踵而至,我伤痕累累,一无是处。生不如死。
    我更加频繁地光顾医院。母亲也更加辛苦。那几年,她或父亲陪着我,走遍了附近大小的医院和老老少少的医生。
  一次输液时,我忽然感到很冷。母亲和女医生在一边说着话,我几次想叫都强忍着没有吭声。寒冷越来越近,我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,不停地颤抖,越来越快的颤抖。我开始出现幻觉。我想叫,但无论如何努力不能叫出声。
  醒来后,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,身上盖了几条被子。满身的汗水。
  醒过来了!医生很高兴,母亲焦虑的脸上也露出一点笑容。你感到冷时,怎么不说话?医生埋怨我。母亲没有说话,很哀伤的样子,后来,我打针输液,她总是坐在我身边,寸步不离。即便是她太困了,打瞌睡,让她走她也不走。
  后来,我的妹妹贺丽出世。再后来是我的四弟出生,我四弟出生时也很胖,但很快夭折了。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地里烧着纸失声痛哭时的深切的哀痛。母亲的腰痛和父亲的腿疼病是我们家另一件伤感的事情,尤其母亲,她以旁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定地默默地忍受着,节约出每一点钱为我治病。
  但我的头痛开始加重到了让我不想吃东西的地步。我静静地躺在床上,母亲耐心地问我想吃什么,她说了几样,我都摇头。母亲走出去,我听到母亲突然的痛哭。“这日子咋过啊!” 
  母亲的泪水流进我的心里。一会儿,母亲进来,我说我想吃东西了。母亲就又去擦泪。
    “什么法子都用上了,我到底该咋办?”母亲跪在燃烧的香前,祈求帮助。
  到郑州吧,那是河南的省会,好医生多。别人这样建议给我的母亲。去郑州需要不少的钱财,但母亲当即就决定了。
  几天后,父母亲带我去郑州。火车上人满满的,父母请求人给我让个位儿坐一会,没有人理睬。就这样,一直站到郑州。到郑州已是深夜,我无法看清郑州的本来面目。我们被几个人介绍去比较便宜的海棠旅社,到旅社他们推翻商定好的价格,逼着加钱。父亲与另外几个住宿的,一起和他们交涉,母亲则在一边守着我。一直很久,父亲无奈地回来,我们在郑州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夜晚。
  第二天,父母和我走到大街上。阳光柔和地洒到地上,天高云淡,天高地远,海阔天空,感到心一下子开阔起来,亮起来。
  郑州之行,我的头痛病莫名其妙的就彻底好了。这更像是一次神话般的经历。我像是突然得到了上天的恩赐,一下子恢复了健康和活力,读书的速度突然变得飞快起来……这是一次重生。
  父母和我都回到了阳光下。
  
  死是容易的,但我终于没有死掉,让我得以记述下来那些难忘的普普通通的事情。正是那些小的事情使我完整地存活下来。我不会忘记父母为我所做的一切,永远。
   写于 2001年4月1—2日

链接:麦地之祭——纪念我的爷爷
链接:抄家事件——故乡记忆
链接:含泪的藏族女孩
链接:融灵魂于琴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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